91岁“丝路画家”耿玉琨，人生最不缺的就是故事和友谊。

　　在乌鲁木齐的夏夜，耿玉琨和丈夫赵以雄夜叩西部歌王王洛宾房门，三人一见如故，成为亲密朋友，王洛宾亲自作词作曲，为他们远赴丝路送行；在日本考察写生时，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老妇人驻足三个小时欣赏他们作画，此后一直保持书信与电话往来……丝绸之路于耿玉琨夫妇而言，不仅是一条交通线，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性格。

　　自1975年始，耿玉琨和赵以雄20多次赴丝绸之路写生考察，东到日本东京、奈良，西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他们沿线走过8个国家、238个城市，行程约50万公里，创作近万幅作品。

　　一辈子无儿无女，耿玉琨和赵以雄将出生入死、从时间手里“抢”来的画作视为自己的“孩子”。晚年，他们为能给这些“孩子”找一个好归宿而费尽周折。

　　一年多前，耿玉琨投身自媒体，她在抖音上分享自己和老伴的丝路故事与画作，很多年轻人被圈粉。“这不就是我们的初衷吗？”新媒体，给老人带来很多挑战、探索和思考。

　　如今，耿玉琨是无数粉丝眼中的“老小姑娘”，可亲、可敬、可爱。视频里，她可以娓娓道来丝绸之路上的相关故事，博闻强识、思维清晰；她也可以摘掉满口假牙，时而戴个墨镜，时而在耳上别一枝粉色桃花摆摊卖画。“赔本赚吆喝咧！一万不要，一千甭给，二九九你拿走！”演完，耿玉琨乐得开怀大笑。

　　偕行丝路，志同道合

　　

　　丝绸之路的烙印是如何刻进耿玉琨和赵以雄的人生里的？

　　1955年，他们的人生河流交汇了。那年，他们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同班同学。耿玉琨是班上唯一的女生，赵以雄是班长，也是耿玉琨走进校园认识的第一个男生。爱情对于那时的耿玉琨来说，就是“和他一起画素描、写生，很自然”。渐渐地，同学成为恋人。五年后，他们领到毕业证，也领了结婚证，在教室里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他们在专业上不断精进，却受时代所限，未能纵情画笔。

　　赵以雄从故纸堆中翻出《资治通鉴》《史记》等书，在燕山深处的工厂附近租了一间农房，白天当钳工，晚上躲入小屋读史。他读到古老的东方文化，通过张骞、班超开通的西域之路，与西方的古罗马文明沟通交流。这条被誉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曾引起国外专家学者的考察热，但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人关注。

　　何不以画笔捕捉古老丝路的余晖？梦想的种子在赵以雄的心底生根发芽。

　　197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约请赵以雄绘制一幅《天山》油画，他趁机做了第一次丝路考察。大漠风光、雪山草原、古老烽燧、佛寺古塞令他激动不已，回家后就和耿玉琨商量，想再去丝路走一趟。

　　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为丝路之行作准备。

　　1975年9月，两人从北京出发，坐了四天四夜火车到达乌鲁木齐，再去天山南北、伊犁昭苏、吐鲁番、喀什等地写生。

　　耿玉琨记得，跟随考古队进入高昌古城时，他们立即被壮观的遗迹所吸引。考古队长边走边指着遗迹娓娓道来：这是城墙，那是店铺；这里是羊圈，那里是军队的操练场；还有衙署、监狱、作坊、庙宇，随处可见椽子、栅栏的残余，还可以看到席子、陶器、铁器以及残破的家具。

　　两人恍若穿越时空，回到千年前的丝绸古道。

　　“做自己最愿意、最向往的事”

　　“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去过火焰山呀？我跟你们说呀，我们当年在这里碰上一个变了形的孙悟空……”

　　耿玉琨随便抛出一个故事，都让粉丝们惊叹不已。当年她和老伴数次从早到晚蹲守在火焰山写生，一只苍蝇飞到她的帽檐下躲烈日，“赶都赶不走”，被她戏称为“来借芭蕉扇的孙悟空”。而领略到连当地人都难得一见的雨中、雪花飞扬的火焰山——这样的经历，在他们丝绸之路考察写生的过程中，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

　　初踏丝绸之路时，耿玉琨夫妇充满了欢欣与喜悦。1978年第二次同行，他们由库尔勒出发，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耿玉琨回忆，到民丰县后，他们决定到沙漠腹地100公里的大麻扎去写生。乘坐的拖拉机时行时坏，他们索性跳了下来，转而步行。“太阳逐渐升起，我们也越走越暖和，兴致也高了起来，我还不时唱上几句王洛宾的歌，有一种征服大漠，与先人同路的豪情。”耿玉琨说。

　　但很快，他们就领略到沙漠的可怕。地平线上浮起一层深褐色土雾，打着旋升腾，“顶天立地”，从远方急速朝他们卷来。两人吓得发抖，耿玉琨的口鼻被风沙呛住透不过气来，身体开始抽搐。“老赵脱下衣服一把蒙在我的头上，随后他也把头伸了进来。”耿玉琨回忆，一个小时后，风势弱了下去，两人钻出衣服，发现身边沙丘统统不见了，“一具被岁月和风沙残蚀的骨架，显露了出来……”

　　这样的惊险时刻，耿玉琨夫妇遇到过几十次。“当然害怕。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我们是考察，不是冒险。”耿玉琨说，“但那种向往是抑制不住的，只要还有没走过的丝路地点，我们就渴望前去，在作决定时，我们往往想的是可能而不是危险。因为我们做的是自己最愿意、最向往的事。”

　　“踏遍丝路，画绝丝路”

　　

　　1989年秋，为全面考察丝路，耿玉琨夫妇自筹经费买了一辆吉普车。从此，他们再也不用一趟趟地搭顺风车，骑毛驴，甚至抬着画箱步行了。

　　那是一辆银灰色的吉普车，被他俩取了一个昵称“银驹”。

　　“银驹”见证了他们的万千惊险。1990年，从西藏安多去当雄的路上，车坏了。赵以雄停下修车，耿玉琨找角度准备画画，突然看到百米外有个东西猛地向她冲来。“这不是豹子吗？”耿玉琨转身狂奔。“赵以雄——快上车！”她边跑边喊，速写本飞了，鞋子也掉了一只，两人同时钻进车。刚关上门，听到外面“砰”一声，扭头一看，一只雪豹扑到车门前。雪豹围着车不停打转、扑门，“银驹”左摇右晃。绝望中，一辆军车停在他们面前，豹子吓跑了。下来三名军人，问过事情缘由后，帮他们修好了车子。

　　去拉萨途中，耿玉琨晚上睡得沉，老伴赵以雄害怕她在睡梦中缺氧“睡过去”，不时叫喊：“耿玉琨！耿玉琨，你还活着吗？”“活着呢。”耿玉琨应声。

　　路上老伴的一句话，让耿玉琨“终生难忘”：“你要是在这条路上死了，我就把你的骨灰放在副驾座上，继续把丝绸之路走完，再带你回家！”

　　90岁再“创业”

　　

　　有人说，耿玉琨和赵以雄其实超越了画家的界限，他们做的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事。耿玉琨夫妇曾在新疆和田发现了许多洞窟遗址，却鲜见壁画，反倒有许多被盗掠的墙壁遗迹。为了考察新疆壁画，耿玉琨夫妇专门在1985年进行了一次壁画之旅，但看到的壁画却不多，也不够精美。为什么同一条丝绸之路，在敦煌有那样举世无双的壁画，在新疆却少见踪迹？带着问题回到北京，他们翻查历史资料，请教美术史专家，又去考古所拜访相关人员，了解到因为新疆经过历史上数次劫掠，所以境内的壁画已所剩无几。耿玉琨夫妇请考古所的同志帮助收集流散海外的丝绸之路壁画资料。

　　丝绸之路太长，但人生太短，当耿玉琨夫妇告别丝路回到家，已经是古稀之年。老伴赵以雄晚年遗憾，“回来得太晚”——没来得及将带回来的丰富资料进行再创作转换成思想，他就病了。

　　2019年11月，赵以雄去世后，耿玉琨一心投身于建设丝绸之路艺术馆的执念中。

　　“老伴离开时，握着我的手，含着泪却说不出……”耿玉琨豁达开朗，唯有谈到此事时黯然落泪，“我知道他是心有不甘，他看不到‘孩子们’展现出去的那一天。所以我要坚强地活着，完成我们最大的心愿，给我们的丝路梦想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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