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16岁的邓小平从上海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底，他离开莫斯科，于1927年2月辗转回到中国。其间，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5年零3个月时间，在苏联生活了近1年时间。旅欧6年多时光，在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中是至为重要的阶段。

　　在法国：“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后曾改名邓希贤，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一个小地主家庭。他5岁时在本村的私塾发蒙念书，后又在协兴场开办的初等小学读书。1915年下半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918年夏，考入广安县立中学读书。

　　风雨如晦的年代，孕育了邓小平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追求。

　　1919年9月，邓小平遵从父命到重庆留法预备学校读书。1920年 9月11日，他与80多名重庆和湖南学生离开重庆赴法国勤工俭学。经过历时 39天、行程 15000里的海上航行，于 10月19日到达法国马赛港，开始了勤工俭学的新生活。

　　邓小平到法国不久，即与20多名中国学生一起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小城巴耶，进入巴耶中学学习。尽管过得很节省，但到了1921年3月，他身上的钱还是所剩无几。邓小平心里明白，家里也很困难，很难再寄钱给他了。5个月之后，邓小平迫于经济压力选择辍学。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对劳动力需求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的幻想，变成了泡影。从那之后，邓小平不得不开始四处寻找工作，希望能够通过劳动挣钱，进而继续学业。

　　1921年4月，邓小平终于在法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施奈德钢铁厂觅得一份工作。因不满18岁，他只能当学徒工，从事强度最大最危险的轧钢工作，但每天却只能领6个多法郎的薪金，连糊口都不够，更不要说积攒学费了。后来，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他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法国做工时干太累的活，吃不饱饭。

　　为能早日重返校门，邓小平离开施奈德工厂另寻出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做过饭馆招待、火车站码头搬运工和清洁工等各种杂工。

　　艰苦的求学和做工经历，使邓小平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体验到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他回忆说：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地或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生活看不到希望，邓小平开始寻求新的道路。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2年2月，邓小平来到巴黎南部的蒙达尔纪附近夏莱特市哈金森橡胶厂，这里是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们的聚集之地，也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发源地之一。虽然工作枯燥、劳累，但邓小平在这里结识了赵世炎、王若飞等人，他们此时都是刚成立不久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年轻的邓小平很快通过他们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他积极接触新事物，很快成为先进青年中最活跃、最富朝气的分子之一。

　　1922年11月，邓小平辞去工作，希望进入塞纳市的夏狄戎中学上学，但最终还是因为经费不够没能如愿。靠勤工来维持就学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彻底破灭。1923年2月2日，邓小平返回哈金森橡胶厂。一个多月后的3月7日，他突然离开工厂。

　　邓小平之所以放弃这份还算不错的工作，不再圆自己的求学梦，是为了追求一个更远大的人生目标。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他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后来回忆这一心路历程时说：“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

　　1923年 6月11日，邓小平在巴黎正式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还参加了宣誓仪式。邓小平的心里充满了紧张、兴奋。他描述当时只觉得头脑嗡嗡作响，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1980年2月5日，他在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时，对当年的场景依然记忆深刻：“我加入共青团时，是和蔡大姐（指蔡畅）一起宣的誓，誓词是事先背好的。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生不忘。”

　　1924年7月16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开会确定邓小平、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执委会的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凡担任旅欧共青团执委会领导成员，即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就是从这天起，邓小平正式转为中共旅欧支部的党员。

　　邓小平加入旅欧共青团时，旅欧共青团共有成员80多名。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中共党员全国只有数百名。同国民党相比，这时的共产党还是一个历史很短、人数很少的政党。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当年的选择，还感慨地说：“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并表示自己“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

　　邓小平热情饱满地为笃定的理想信念不断奔走。他活跃的行动逐渐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1926年1月8日，法国警方决定对邓小平等人的住所进行搜查，并驱逐邓小平出境。但警方的搜查行动最终扑了空。就在1月7日晚，邓小平告别了生活5年多的法国，与傅钟等19人乘着夜色掩护坐上火车，悄然离开了巴黎，途经德国、波兰赴苏联。

　　在苏联：“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

　　邓小平离法赴苏是中共党组织决定的。鉴于当时中国国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国工作。1926年1月 7日，旅欧共青团执委会发出的通告说：“赴俄同志二十人已决定今晚由巴黎起程，名单列下：傅钟、邓希贤、李俊哲……他们大约不久即可回到中国。”

　　在莫斯科，邓小平先在东方大学学习，不久便去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度过了留苏的大部分时间。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的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学员证号码为 233。

　　邓小平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环境与他留法时期的拮据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对到苏联学习，邓小平是非常珍视的。他在到莫斯科不久撰写的一份《自传》中谈到来苏联之前的认识水平：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我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

　　来苏联后，邓小平认识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认识到遵守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更加坚定了为党的事业献身的决心。他在《来俄的志愿》中写道：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才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由此可知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必须。所以，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为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难系统化，这实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留苏学生的学习和工作是很紧张的。和邓小平同班的国民党留学生邓文仪回忆，学生所要读的功课与参加的活动很繁重，“但精神很愉快，学生都很用功”。从当时邓小平填写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员《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可以看出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最初四天（1月19日至 22日）的读书学习情况：

　　十九日，上课八小时；阅报或参考书半小时；阅党团出版物半小时；与三人谈话一小时；填写党团调查表二小时，共十二小时。

　　二十日，上课六个半小时；有组织的谈话一个半小时；校长找去谈话四小时；散步四十五分钟，共十二个小时零四十五分钟。

　　二十一日，阅党团出版物半小时；谈话一个半小时；团体会议八个半小时；洗澡一小时；搬家二小时，共十三个半小时。

　　二十二日，阅党团出版物四十五分钟；谈话一小时；团体会议六个半小时；晚会四个半小时；洗被四十五分钟，共十三小时。

　　在十月革命的故乡，邓小平开始了紧张忙碌的留学生活。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刻苦学习，在图书馆一坐就是很长时间，比较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其他知识。他后来说过，不管是来苏联之前还是离开苏联之后，从未如此严格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学者潘佐夫等认为，在苏联留学期间，“邓小平看到、读到和学到的一切都影响着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

　　在中山大学，邓小平开始被分在第九班，后来又先后编入第一班、二班、十一班和第七班。其间他接受了严格的组织生活锤炼。他担任中山大学第九班中共党小组组长，对党小组的工作非常热心，“很少迟到”。这个党小组是在1926年2月组成的，共有党员14人，其中正式党员 4人，其余10人候补期已满，尚未转正。青年团员6人。这个党小组从成立到6月上旬，一共开过9次会议。每次会议，除党员参加外，青年团员也都全体参加，“缺席者少极”，“到会者约有百分之九十八”。党小组成员能够遵守纪律，每次讨论都很热烈，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三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国时事”等问题的讨论很感兴趣。党小组内的党员与青年团员关系很密切，并注意积极发展他们入党。

　　对自己这一时期的表现，邓小平在1926年6月16日填写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自我评价“一切行动合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能切实执行”党指定的工作；“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旅欧期间，“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邓小平曾在留苏不久撰写的《自传》中谈到“来俄的志愿”中表示：“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事实上，自旅法期间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邓小平一直在“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邓小平加入旅欧共青团后，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在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担任宣传干事。1923年底因执委会书记部需要人手，他离开工厂到书记部工作，参加编辑《少年》刊物。《少年》改名《赤光》后，他又参加编辑《赤光》。

　　《少年》和《赤光》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在建党建团的初期，都发挥了积极影响。《赤光》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并担任主要撰稿人。与《少年》比较，《赤光》更具有战斗性，因而在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中影响很大。旅欧华人盛赞《赤光》为“我们奋斗的先锋”和“旅法华人的明星”。

　　无论在《少年》还是在《赤光》编辑部，邓小平工作都兢兢业业。蔡畅后来回忆说：“《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后来该刊物改名为《赤光》。”“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邓小平在《赤光》编辑部负责刻蜡版和油印。他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工作。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给同志们留下深刻印象。有人回忆当时的邓小平说：“几乎我每次到书记局去，都亲眼看见他正在搞刻蜡版、油印、装订工作，他的字既工整又美观，印刷清晰。”另有人回忆说：“《赤光》也是油印的，字迹清楚，装订简雅，是邓小平同志负责，大家都称赞他是‘油印博士’。”

　　同时，邓小平也拿起笔来，经常在《赤光》上撰文，比如他撰写了《请看反革命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这些文章短小精悍、思想犀利、言辞活泼，批驳了国民党右派，批驳了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标榜国家主义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主张，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晚年邓小平曾自谦地说自己在《赤光》上写的不少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阶段，这些文章确实起到了宣传党的正确主张、引导人们明辨是非的积极作用。

　　邓小平全身心投入到党团工作中。他积极地在勤工俭学生中开展工作，迅速发展了一批勤工俭学生加入旅欧共青团组织。1925年，党派邓小平从巴黎到里昂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6月至9月，邓小平参与组织旅法华人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多次大规模示威和集会。在从事革命工作时，他“自信对团体的工作是未尝稍怠的”。

　　1925年夏，中共旅欧支部和共青团旅欧支部遭到严重破坏，危难之际，邓小平与傅钟、李卓然等从里昂回到巴黎，自动接替了党团组织的领导。他曾回忆说：

　　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被驱逐，党的书记萧朴生同志曾来急信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行动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

　　之后，邓小平又相继担任中国共青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1925年8月17日，他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傅钟、施去病三人组成书记局。同年11月1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会议，纪念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国途中病逝于海轮上的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京歧。

　　邓小平后来用“比较活跃”来说明他当时从事党的工作的状态。法国警方根据掌握的情报，称邓希贤“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此外，邓希贤还拥有很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法国警方的反应，也从反面映衬出邓小平工作的出色。

　　留苏期间，邓小平同样积极为党的利益、党的事业而争斗，而努力。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被编到人称“理论家班”的第七班。班里聚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党员中有影响力的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左权、朱瑞等，国民党方面有谷正纲、谷正鼎、康泽、邓文仪、陈春圃、屈武等。据朱瑞回忆，“这是政治上最强，斗争最剧烈，人才最集中的一个班”。国共双方学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作用等。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情况比较复杂。联共党内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各方面都有人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争取中山大学学员的支持。在学员中，原来有一批是国民党派来的。随着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派来的学员也产生了分化，有的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有的站在国民党右派一边。共产党员学员和国民党右派学员之间，更是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邓文仪回忆说：“在中山大学内的共党秘密活动与反共秘密斗争就错综地不断展开，其间曾发生很多激烈的场面。”

　　邓小平是经常同国民党右派学生激烈辩论者之一。他犀利的词锋、雄辩的口才是出了名的，有“小钢炮”之称。他的女儿毛毛认为：

　　在这里，他和他的同志们与直接从国内来的国民党人士共同学习、生活，使他们对国民党各派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并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较量。这些，对于他回国以后进行革命活动和革命斗争，奠定了更加充实的理论基础和斗争基础。

　　岁月回响

　　1926年 11月，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了回国的通知。他服从组织决定，提前结束留苏生活回国。

　　旅欧6年多，邓小平从一个怀有“工业救国”单纯理想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从一名普通勤工俭学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者。1926年11月5日，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在邓小平的鉴定中写道：“多佐罗夫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预备党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在派到冯玉祥部工作的人员名册上，中山大学给邓小平的鉴定是：“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守纪律，沉着坚定。学习优秀。党性强。”

　　1926年底，邓小平等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他们先乘火车到苏联的乌金斯克，再换乘汽车去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

　　旅欧岁月，在邓小平心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对他以后人生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

　　比如生活习惯。邓小平爱吃面包，爱吃土豆，爱吃奶酪，爱喝法国葡萄酒，爱喝咖啡，爱看足球。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热衷于看足球比赛。1974年4月，邓小平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赴美国纽约参加完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后抵达巴黎。在法国逗留期间，他让使馆工作人员帮助寻找当年和周恩来等人在巴黎从事革命活动时的住所旧址（位于意大利广场的一家小旅馆）。他还请使馆工作人员帮助到巴黎街头购买咖啡、法式牛角面包和奶酪。回国后，亲自将牛角面包、奶酪分份，派人送给当年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参加革命活动的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蔡畅等人。

　　比如人际交往。旅法期间，邓小平和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人开始了伟大的革命友谊。他们常常聚集在编辑部，交流思想，开展工作。半个多世纪后，邓小平在谈到周恩来时，仍深情地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留苏期间，邓小平和蒋经国有过一段不平凡的交往。晚年时期，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通过多种渠道，多次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传递信息。比如，1985年9月20日，他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谈到台湾问题时说：你下次见到他时，请代为问候。希望同学之间合作一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邓小平结识了同学张锡媛。两人同学不同班，相互很熟识，印象也很好。1927年秋，张锡媛回国并在武汉与邓小平重逢。同学、同志兼战友的关系为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关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28年初，邓小平和张锡媛结婚。两年后，张锡媛因难产死于上海。

　　比如开阔的眼界。“文化大革命”中，当“四人帮”以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引进外国技术的正确观点时，邓小平以自己少年出国的广阔见识批驳目光狭隘、闭关锁国的“四人帮”。以后他在多次谈话中又提到围绕风庆轮与“四人帮”的斗争，说：“20年代我出国就是坐的5万吨邮轮。风庆轮1万吨还没过关就吹起来了。江青责问我，我就和她辩论。”早年养成的开阔视野及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在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还比如思想影响。邓小平留苏期间，苏联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体制，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邓小平阅读和摘抄了苏联领导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很多论述，其中包括布哈林的一段话：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在于我们利用了农民、小生产者甚至是资产阶级元素的经济主动权，允许私人积累，同时还让他们在客观上服务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经济……我们可以向所有的农民说：“富起来吧，积累财富，发展你们的经济！只有蠢人才会说穷人是应该一直存在的。我们应该去追随能够消灭贫困的政策。”这些思想毫无疑问影响了邓小平一生。后来的研究者常探讨邓小平理论与新经济政策的内在联系。邓小平自己也对新经济政策有过评价。1985年8月28日，他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

　　岁月如歌。旅欧6年多的时光，决定了邓小平一生的命运，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来源：《党史博采》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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