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是朱熹题为《观书有感》两首中的第二首。品味其意，行船有行船之理，读书有读书之理，万事万物皆有其理。理者，规律也，顺之则成，逆之则败。这不仅是大儒朱熹的观察心得、读书心得、格物心得，也是他的躬行践履之心得。

　　乾道五年至七年（1169年—1171年），在福建崇安县为母亲守制的朱熹，数次上书给建宁府两任知府，其心拳拳，只为一件事，请求在五夫里建社仓。

　　此前乾道四年（1168年），闽北建阳、崇安、浦城一带闹灾荒，饥民骚动，盗贼蜂聚，当时正在五夫里屏山祠奉亲的朱熹受邀与乡耆刘如愚一起，劝乡里豪民降价赈卖藏粟，请求发放常平仓存粮六百石，“民得遂无饥乱以死”。劝赈、放粮只是权宜之举，朱熹思来想去，为长远计，须建社仓。

　　社者乡社，仓者粮仓，社仓即设于乡社用于救济的粮仓。自古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过，面对大小不断的战乱、猝不及防的瘟疫以及难以避免的灾荒，让百姓吃上饭吃饱饭，并非易事，建仓理所当然，势在必行。

　　先是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将过去的平籴法、平准法制度化，规定新谷登场时国家平价收购储存一部分，饥荒时平价卖出，以免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可这一制度实施了十余年便被废罢，因为政府对越来越大的市场越来越难控制，仓中粮食常被挪借军费、工程费使用，兼之一些地方官员管理不善甚至以此营私，“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常平仓，仓不常满，价不均平，不过其在特定时期又确有平抑粮价的功能，因而常平仓一路坎坷，屡屡陷入建立、废罢、再建、再废的怪圈。

　　之后是隋文帝时度支尚书长孙平建议创立的义仓。常平仓通过买粮卖粮让利百姓，义仓则旨在通过征粮放粮进行。秋天丰收时，根据贫富不同，官府要求各户交纳不过一石的粟麦，存在闾巷，灾年或歉收时再以之赈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既能减少国家负担，又能保障百姓生活，一时普受欢迎，“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不过，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朝廷不许义仓放赈，后来干脆收回管理权，改官办民管为官办官管，限定缴粮数量。义仓反而成为正常税收之外的新税种。有此先例，此后义仓也和常平仓一样起起伏伏，名实不副。

　　二

　　社仓并非朱熹首创，仅在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其同门魏元履就在建宁府建阳县长滩铺建过社仓。《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介绍，魏元履请借常平仓米贷给贫苦百姓，秋收还纳于仓，其附近乡邻“始得饱食安居，以免于震扰夷灭之祸”。不过，魏元履认为收息即聚敛，容易走上王安石青苗法（青苗法是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中的一条措施，是一种短期借贷制度，农民在正月、五月时可向政府贷款，待五月、十月粮食收获后，随夏秋两税归还本金与利息，其本意既有增加岁入，也让农民免于民间的高利贷盘剥）的套路，是以贷米决不取息。这样的理想主义倒正是朱熹所担忧的。朱熹认为，不收息则放贷动力不足，贷出的粮食反会大减，余粮缺少周转，时间一长更容易发霉变质，“惠既狭而将不久也。”这与孔子批评子贡“赎人让其金”如出一辙，行善施惠亦当顺其理，高标准可以作示范引导，却不宜强作要求。果然，魏元履死后，后任者不能如其勤劳恭恪，敛散之际明夺暗欺等问题屡屡发生，结果粟腐于仓，民饥于室，“贷者病焉，而良民凛凛于凶岁，犹前日也。”

　　物无妄然，必由其理。违逆其理，行而不远，因循其理，事半功倍。乾道七年（1171年）八月，在朱熹一再主张下建成的五夫社仓，十四年后，不仅归还了贷本六百石，余粮更达到三千一百石之多，堪称典范。

　　理并非虚无，而是对实践的总结。即便失败的实践，也孕有理的因子，不宜轻言废弃。从古已有之的常平仓、义仓，朱熹既看到了其位置的单一、对象的偏狭，“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也看到了程序的繁琐，效率的低下，“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鐍，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省”；还看到了粮食的特性，储藏的缺陷，“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

　　对时人诟病的青苗法，朱熹也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推其本源，在正反对比中探寻新路，“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朱熹的五夫社仓有的放矢，是以大获人心，上下交赞。

　　三

　　理既存于事物的固然，更存于事物的本然，即其所以然中。朱熹指出，古之良法之所以当下难行，多因不能返其本源，思虑不周。顺应其理，是以其五夫社仓位置设在村社，补了常平仓、义仓于州县之不足，方便百姓纳粮借粮，地理方便；事务以村社本身为主，聘请四位乡贤主事，免了官方层层报批、审核、拨付的手续，管理提效；经营不为盈利，以建宁府常平仓的六百石粮食为贷本，秋冬归还每石加二斗息米，远低于大户借贷，收成不好时减半，荒年时甚至无息，息粮堆满仓库后放粮只收耗米不再收息，情理通达；商定具体条约，并公之于众，收粮、赈粮时邀请地方官吏参加，主动接受监督，法理严备。数理合并，归于一理，推动百姓自助自救，减轻官府赈济负担，满足了社仓自身运行的规律，这正是五夫社仓所以取效一时而且长期存在的关键所在。

　　理从实践中来，从本然中来，更从诚字中来。“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在五夫社仓建设、运行始终，朱熹不为其名而图其实，不为个人而为众生，不逞一时而谋长久，始终以诚实不欺面对本心。五夫社仓筹建，他极力建言，不厌其烦多角度讲社仓的益处，终于征得同意；五夫社仓建成，他不是居功自傲，而是把自己撇在一边，亲自挑选百姓信得过的乡贤共同主管其事；五夫社仓运行，他起草制定条约，对户籍人员、贷粮收粮、监督执行、社仓管理等多个方面予以详细规定，大小事务均有明确要求；五夫社仓推广，他不遗余力，不过他反复强调要尊重百姓意愿，“其不愿置立去处，官司不得抑勒”。

　　淳熙八年（1181年）十二月甲子，朝廷采纳朱熹建议，要求各地因地制宜，仿行其法，他还为各地社仓撰写相关文章，介绍经验，反思不足，尤其告诫管理者不能生一丝贪心，相传五夫社仓竣工之日，朱熹在仓壁题诗一首：“度质无私本是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理之存或本于天，理之行实在于心，因循其间，方能得活水、自在行。（赵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