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先、刘琳、王蓉贵点校的《范仲淹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全集荟萃群英，包括《范文正公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补编》一卷、《续补》二卷，以及附录十五种：《传记》《年谱》《范仲淹著作历代序跋》《历代制敕公文》《历代祠庙记》《历代义庄义田记》《历代学记书院记》《历代亭堂泉记》《历代祭祝赞文》《历代评论》《纪事》《作品本事》《遗迹汇录》《范仲淹著作历代叙录》《主要参考书目》。

　　全集所用底本有两个，《文集》二十卷所用为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北宋刻本，宋刻本是目前传世最好的版本；《别集》至《补编》所用为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范式岁寒堂刻《范文正公忠宣公全集》，该本在元明刊本基础上有校勘增补，是收录范仲淹作品及相关文字最全的版本；《续补》和附录则是在康熙本基础上，网络群书重编而成。此外，点校者还在每首诗文后注明该诗文在其他文献所见之卷次，便于读者查阅互校。可以看出，该书不仅汇集了范仲淹的所有著述，还搜罗了大量与范仲淹相关的研究资料，是学习和研究范仲淹必不可缺的书籍。研读该书，不仅能使我们对范仲淹及其影响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也有助于认识他所生活的北宋时代。

　　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

　　范仲淹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逝世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正是北宋的前中期。他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及第，主要政治活动集中在宋仁宗朝。

　　仁宗之治，向来为后人称道，但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宋朝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稳定至上，是朝廷长期追求的政治目标，因此，“因循”“不生事”便成了朝堂的长期指导思想。至仁宗朝，宋立国已有七八十载，长期因循之下，积弊颇深。宋夏战争的爆发，更是给宋廷带来了沉重的军事和财政压力，其形势正如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所言：“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纪纲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宋仁宗起用了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主持新政。

　　仁宗将新政大任托付给范仲淹，与他的政治操守、政治声誉和行政能力密切相关。

　　范仲淹早年就有澄清天下之志，“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范仲淹传》），他在《灵乌赋》中发出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时代强音，影响了整整宋一代的士大夫。刘太后垂帘听政期间，他敢于进谏，请刘太后还政仁宗；刘太后去世后，又向仁宗进谏保全刘太后身后清名。仁宗郭皇后被废时，他率领台谏官集体进谏；后来又上《百官图》，指责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他明白犯颜直谏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但他坚信“理或当言，死无所避”（《睦州谢上表》）。由于犯颜直谏，范仲淹屡次被贬，但每次贬谪都增加了他在士林中的声望，同僚称其三次贬谪之行：“此行极光”“此行愈光”“此行尤光”（文莹《续湘山野录》）。

　　范仲淹从任职州县时期，就表现出很强的行政能力。天圣三年（1025），他主持修建通、泰、楚三州的捍海堤，被后人称为“范公堤”。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调任陕西，面对西夏攻势，提出了设置缘边弓箭手和堡寨结合、浅攻蚕食的策略，并实行将兵法，逐渐扭转对夏战争的不利局面。皇祐二年（1050），范仲淹知杭州，杭州遭遇大饥荒，范仲淹提倡以工代赈，并提高粮价，利用价值规律吸引外地粮食流入杭州，使杭州百姓平稳度过荒年，是中国救荒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都表明范仲淹是一位兼具文武才干的政治家。

　　范仲淹一直以天下为己任，对政治改革早有规划。天圣三年（1025），他在给刘太后、仁宗皇帝的《上时务疏》中就提出了具体的改革计划；天圣五年（1027）给宰相、执政的《上执政书》中，对改革方案作了进一步扩充和发展，形成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思想，成为庆历新政的蓝图。正因为如此，当宋夏和议后，宋仁宗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力图改革时，范仲淹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后来改参知政事，与韩琦、富弼、杜衍等主持新政。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疏》里提出了庆历新政的十条改革主张：明黜置、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其中，前五条均与吏治相关，第六、七条是为了富国强兵，第八条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最后两条是强调重视法令，不能朝令夕改。可见，整顿吏治是变法核心，这与当时的冗官困境密切相关。但由于改革步骤太快，触犯了官僚集团利益，主持新政的范仲淹、韩琦等人又未讲求改革策略，有结党嫌疑，触犯了皇帝制度下的朋党底线。改革仅仅持续一年多，就随着主政者相继罢政出外而失败，改革措施纷纷被废。此后宋仁宗朝政治趋于沉寂，但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思想界也在不断发酵、孕育着更宏大的政治理想，这就是后来宋神宗和王安石主导下的熙丰新政。

　　以天下为己任，国之共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宋代士大夫的杰出代表，但他并不是特立独行的存在。以天下为己任这种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主体意识，是当时文人的共同特征。如苏轼十岁时（1047年），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曾巩“素慨然有志于天下事”（林希《曾巩墓志》），以天下为己任是他们共同的精神面貌。

　　不独文人，当时的官僚系统也认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熙宁四年（1071），枢密使文彦博在与宋神宗的争论中指出，宋代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神宗并无异议。自宋神宗以降，宋代国家大政方针都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同商定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家的传承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政治活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到了11世纪前后的北宋时代，即范仲淹的时代，才成为现实。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新型知识分子，与六朝隋唐士人有明显区别。此前的士人或精于经学，或善于文章，或老于政事，但兼具各种才能的综合型士大夫比较少见。宋代则不同，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范文正公年谱》），是宋代较早兼具儒学、文章、吏干、德行的综合性人才。同时代的欧阳修，经学方面是宋学疑古派的代表；文章方面，长期执文坛牛耳；节义方面，是振起宋代风气的关键人物；又精于吏干，长期任职中央地方，出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更是如此，其政治才能、文学素养自不待言；经学方面，以《三经新义》为代表的王氏新学是北宋中后期的主流学术流派，长期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范仲淹生前身后，赢得了士大夫的一致推崇。王安石誉其为“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祭范颍州文》），司马光称其“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代韩魏公祭范希文》），朱熹称其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五）。范仲淹给当时和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兼济天下的爱国忧民精神；“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是其对古文运动的重要贡献；庆历新政中令州县立学校，奠定了我国此后近千年的地方教育体系基础。今天我们研究范仲淹及其时代，学习他的精神，应从认真研读这部《范仲淹全集》开始。（闫建飞，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