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悠久，载籍丰富，诗人们也喜欢咏史。东晋、刘宋间的大诗人陶渊明写过三首：《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柳宗元非常仰慕陶渊明，于是也写了三首，而略有变通：西汉名人疏广和他的侄子疏受乃是以要求提前退休著名的，柳宗元的处境、思想与此全相反——他是很有意于进取而被朝廷打下来的，如果也来咏二疏，那就很难措辞，所以他只跟着陶渊明写了《咏三良》《咏荆轲》，而另加一首写望诸君乐毅的《咏史诗》，以凑齐三首之数。

　　柳宗元的《咏三良》和《咏荆轲》，题目是跟着陶渊明来的，但观点很不同，甚至相反，这又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柳宗元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此其所以为大家也。一味尊古跟进的，往往是些不大有头脑的迂儒腐儒。

　　所谓“三良”，指春秋时代秦国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后来秦缪（或作“穆”）公死了，用许多人殉葬，“三良”也在其内，对此人们深感痛惜。《诗经·国风·秦风》中有一首《黄鸟》就是咏叹此事的，诗的大意说子车氏家的三位青年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汉，现在竟然殉葬而死，自己愿意死一百次把他们救赎出来。

　　“三良”后来成为诗歌里一再咏叹的对象，主题大抵是歌颂这三位的品德和能力，而对他们的死则表示无限的痛惜和哀悼。陶渊明的意思也是如此，柳宗元的《咏三良》基调完全不同，他认为以活人殉葬完全是一种野蛮，尽管秦缪公有这样的要求，其遗嘱执行人不应当照办，因为真的这么做，就将陷其先父于邪恶。柳诗云：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柳诗指出，以活人殉葬完全与“礼”不合，缪公的接班人“从邪陷厥父”，简直是发了狂。“魏氏言有章”用了一个典故，《左传》宣公十五年（前594）记载：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

　　柳诗“魏氏言有章”的意思说，魏武子最后提出要嬖妾为他殉葬是错误的，这时候他的头脑已经乱套了，所以应当按照他清醒时的意见办，把那嬖妾另嫁出去。魏武子的儿子魏颗表现出一种清明的理性，柳宗元充分肯定了他。秦国的“三良”等一批人为穆公殉葬在鲁文公六年（前621），比魏颗发表其高见早不了多久，可见其时秦国的思想文化比魏国落后。柳宗元对古代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刻的研究，写起咏史诗来，思想水平大大高于流俗，也高于陶渊明。

　　比较陶、柳的两首《咏荆轲》，也是柳高于陶。陶渊明的《咏荆轲》大抵依据史料加以敷衍，按传统的看法把著名刺客荆轲歌颂赞叹一番，以表达对秦人暴政的痛恨；而柳宗元则指出，燕太子丹高价收买杀手，试图通过个人恐怖手段去解决两国之间的军事政治问题，完全是一种“短计”，最后导致了燕国的大灾难。诗中又说，荆轲的水平也不大行，其人“勇且愚”，不值得歌颂。二十多年前我在一篇短文中对此做过一番比较，结论说：“诗人咏史时可以只管取其一点以表达自己的某一感情，往往突出历史上的一方面而不及其余，这与历史家的态度是很不同的。柳诗与陶诗可谓言各有当，各说各的话，各有各的心思，同时也就各有各的妙处。但是比较起来，柳诗所表达的历史观更为深刻，也更近于今天的见解。”（《柳宗元谴责荆轲》，《博览群书》2001年第11期）

　　读一读柳宗元的咏史诗，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其人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位高水平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是不是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和古文家，写诗仅为其余事，流传下来的诗凡两卷一百来首，在四十多卷的柳集中属于比较次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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