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何以成为“光明的摇篮”

　　——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

　　近代上海犹如一个大超市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摊铺

　　记者：上海是一座光荣的城市、一个不断见证奇迹的地方。从“一隅之地”到“江南中心”，从“码头”到“源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对上海城市品格的塑造与提升，提供了怎样独特的滋养？

　　熊月之：上海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是同一文化不同层次、不同指向的表述，既有累积的关系，也有演进的关系。形象地说，江南文化是高地，海派文化是高原，红色文化是高峰；“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就是这座气势磅礴、钟灵毓秀的大山的精气神。

　　在上海文化的高地、高原、高峰上，我们党百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历史伟业、铸就的伟大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生动演绎、精彩阐释，造就了英才汇聚、生动活泼的局面，使上海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走在全国前列。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上海发展进步的主旋律。

　　记者：开放之于红色文化，有着怎样丰富、生动的体现？

　　熊月之：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是中共中央机关长期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瞿秋白等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革命斗争的地方。

　　在中共一大正式代表中，大多数地方党组织的代表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代表籍贯与代表身份相吻合，毛泽东、何叔衡是湖南人，董必武、陈潭秋是湖北人。只有两个地方党组织有所不同，即北京与上海。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在北京读书，自可代表北京；上海的两位代表，一个是李达，湖南人，一个是李汉俊，湖北人。两李那时在上海生活都不满三年，他们代表上海正是上海城市开放品格的生动表现。

　　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五名成员陈独秀（安徽）、李汉俊（湖北）、俞秀松（浙江）、施存统（浙江）、陈公培（湖南），也没有一人是上海本地人。

　　1921年，上海人口已达250万，几乎是北京的3倍、苏州的4倍、广州的1.5倍。其中，83%为非上海籍。当时的上海对于全国来说，犹如各地人共同经营的一个大超市，每个地方在上海都有自己的摊铺，多数经营与各地相关的业务。可以说，上海早已成为全国的上海，全国也就成为上海的舞台。

　　从1921年至1949年，中共中央机关累计有126个月（合10年半）设在上海。各地共产党人来上海，或是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工作有关，或是参加上海城市的革命活动，如刘少奇、李立三、赵世炎、刘华等在上海领导或参加工人运动。

　　上海红色文化的开放性，还表现为对全国各地文化及知识分子产生的巨大、积极影响。

　　举一个例子，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述及影响他思想演变、人生走向的新书，包括《盛世危言》《警世钟》《群学肄言》《穆勒名学》等，以及《民立报》《新青年》，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上海撰写或出版的。毛泽东最早阅读的三本马克思主义书籍，即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所译《阶级争斗》、李季所译《社会主义史》，也都是在上海出版的。

　　从这些出版物的内容、种类可以看出，上海文化光谱的宽度与长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有统计显示，近代中国70%的新书由上海出版。从阅读史角度来研究上海对于红色文化的影响，可拓展的空间很大。

　　再举个例子，上海诞生、创作的抗日救亡音乐、电影、戏剧，数量特别众多，影响特别巨大，视野特别开阔。影响广远的《九一八小调》，并不是产生在东北，而是上海；激越嘹亮的《大刀进行曲》，也不是产生在大刀队与日军激战的华北，而是在上海。一大批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话剧，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放下你的鞭子》等，都是在上海产生的。

　　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城市

　　为何没有党的早期地方组织

　　记者：这种开放品格，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有什么联系？

　　熊月之：这种联系是极为密切的。研究党史、学习党史，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中共建党初期的地方组织，有北京、广州、长沙、济南那些距离上海较远的地方，却没有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省会城市。这是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当时上海不仅是全国的上海，更是江南的上海。

　　上海的移民人口中，差不多有80%是江南人；江南地方的众多知识精英，早已汇聚于此。比如，活跃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像陈望道、恽代英、张闻天、张太雷、陈云等大多是江南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地方党组织，有时候统管江苏、浙江地区，也包括安徽的一部分地区，主要是沿津浦线一带。

　　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还会发现，活跃于上海的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瞿秋白、周作人、茅盾、沈尹默等，也大部分为江南人。

　　自两晋特别是隋唐以后，江南地区就是中国思想文化最为开放、开明、活跃、灵动的地区。明末清初，中国兴起引进西学热潮，最突出的代表徐光启（上海）、杨廷筠（杭州）、李之藻（杭州），三人都是江南人。他们没有因为那些学问来自西方，就漠视、轻视甚至仇视，而是认真分析，虚心学习。此外，苏州人王锡阐，安徽人方以智、梅文鼎，都立在引进西学的前沿。

　　徐光启提出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必翻译”，是对待西方文化较为理性的态度。近代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赵元益、丁福保等江南知识分子延续这一传统，走在引进西学的前沿。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研究、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延续的正是这一传统。

　　所以说，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与上海红色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演进的。

　　记者：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这么开放、开明，是不是与江南地区的自然禀赋、经济结构也有关联？

　　熊月之：江南地区自然禀赋较好，气候温润，山川秀美，水域众多，河渠纵横，物产丰富，人民聪慧灵活。六朝以后，北方人口持续南移，治理水患能力大为增强，江南资源得到了进一步开发与利用，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江南地区的自然禀赋差异性大、互补性强、自洽度高。这里地形多样，有山地、丘陵、平原、湿地，有的适合种粮，有的适合种棉，有的宜于养蚕，有的宜于种茶。物产的多样性，显然有利于商品市场的形成。明清时期的江南已经形成一个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有着充分市场的经济结构，湖丝、松江布更是名满天下。

　　现在来看，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即江南地区有江（长江）、河（运河）、湖（太湖）、海（大海）四大水源，便于一体化，也易于走向世界。依赖这四大水源，江南地区内外沟通便利，徽州人走出了大山，宁波人、温州人闯向了海外。

　　自古以来，中国沿海人都颇具开放精神、开拓意识。从山东的齐国商人到福建的泉州商人、广东的香山商人，都有从事海上贸易的传统。公元1292年上海建县时，据说全县人口有一半与海上贸易有关。

　　“住得很近”点明城市的集聚

　　“反复地谈”强调交流与升华

　　记者：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是上海的成功之道。从您的观察来看，近代上海在哪些方面体现了敢“创”、敢“闯”的特点？

　　熊月之：仅就创新品格而言，可用我们党初创时期的两大特点来说明：

　　一是思想创新。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上，有许多重要的思想、理念是在上海酝酿、产生的，有许多具有重要意义、深远影响的事件是在上海发生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批判无政府主义，可以说是最具思想深度的创新。

　　192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通过了第一部党章。这部党章规定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中心是建立严密的各级组织、加强党的纪律性，具有界标性意义。

　　1924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工农联盟问题，规定党员三人以上需成立一个支部，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是活动方式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并进行了一系列组织活动方式的创新。

　　比如，确立“机关社会化”原则。党的各级机关大多分布在商店、住家、医院、写字间等极为普通、毫不起眼的房屋中。最早建立的政治局联络点，就设在同孚路柏德里700号，那是一幢两楼两厢房的石库门房子，工作人员将其称为“中央办公厅”，周恩来、邓小平几乎每天要到这里来办公。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一度设在浙江路清河坊，其楼上为机关，楼下是一个杂货铺。

　　又如，住在机关和来往机关人员的穿着、言语、活动等，都要求符合公开的身份。住家要夫妻二人，进出人员也不能太多；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点对外是一家古董店，这样外国人进出不易引起怀疑。这些都是从上海城市实际出发，有效利用上海城市特点，巧妙进行革命斗争。

　　记者：上海面积不算大，却被誉为“大上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座城市能合作、善包容。

　　熊月之：是的，这可从陈独秀与上海的关系谈起。陈独秀是安徽人，在1920年创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之前，至少有六次进出上海和在上海居住的经历，其中有两次是因被他处所不容而来上海的。

　　一次是1913年，陈独秀在安徽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乱军逮捕，差点遭到枪毙。幸得众多友人营救，才得以逃亡上海。另一次是1919年，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乐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关了三个多月。获保释后，在北京无法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决定移居上海。

　　对于上海城市的包容品格，陈望道有一段话讲得很生动。他说，自己与陈独秀、施存统、沈玄庐等人，都是因为思想激进、宣传新文化，为他处所不容，但上海可以包容这类人物，“我们几个人，是被赶拢来的”。大家住得很近，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赶拢”两字，极为传神；“住得很近”，点明了城市集聚的价值；“反复地谈”，指的是思想交流、交锋，包括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交锋，也包括与戴季陶等人从一度合作到分道扬镳。

　　这是一个明晰概念、廓清边界、辨明是非、权衡利弊的过程，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是一个理论创新、理论升华的过程，也正是上海被称为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之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从浦东开发开放到建设“五个中心”，从世博会到进博会，上海坚持大力弘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不断创造新的辉煌。近些年，上海所倡导的一些做法或目标，如“两张网”“四个宜”“五个人人”等，都是上海城市品格的生动体现。（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