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四川省梓潼县城西郊长卿山脚下的两弹城，是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部所在地。自1969年正式从青海迁入，到1992年搬迁至绵阳科技城，这个功勋团队在梓潼历经23年，先后组织完成22次核试验的实施、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与定型、新一代武器研制攻关等国防科研内容。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胡仁宇、胡思得、经福谦等院士，都曾默默奋战在两弹城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怀揣拳拳赤子报国心奉献于惊天动地的事业。

　　院部占地3000余亩，里面至今完整保存了大礼堂、办公楼、情报中心、将军楼、王淦昌旧居、邓稼先旧居等20世纪60年代的167栋建筑物及防空洞、国魂碑林等纪念实物。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这些纪念实物被列入百大新发现。大院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简陋的旧设备，让人仿佛再次回到大批优秀科技人员走进大漠戈壁、深山老林创业的峥嵘岁月，重新走进老一辈科学家为新中国赢得大国地位鞠躬尽瘁的时光长廊中。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图为两弹模型陈列。

　　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

　　王淦昌的旧居里存放着一个行李箱，上面写着“王京”二字。由于从事的是绝密任务，王淦昌为避免自身知名度带来的影响，便改名“王京”。整整17年，他隐姓埋名从科技界悄然“消失”，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到底在干什么。

　　王淦昌亲历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凌辱和当时政府的软弱无能，这位热血青年迅速成熟起来。1926年3月12日，英、美、日等八国借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京高校师生十分愤慨，云集四五千人集会游行。然而，卖国的段祺瑞政府下令开枪，一批请愿的学生中弹身亡，女师大的同学倒成了一片，同班同学韦杰三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打死，王淦昌自己则满身是血。当晚，死里逃生的王淦昌和几个同学来到叶企孙老师家，讲述白天发生在天安门的血案。叶老师激动地盯着他，严厉地问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叶企孙老师泪流满面，不能自已。王淦昌被深深打动，自此决定了他毕生的道路——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1959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建设核工业。1961年，王淦昌受命秘密地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当时还没有试验场地，借用的是部队的靶场。他和郭永怀走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直到最后完成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王淦昌一直认为能源是重要的物质基础，而开发利用核能是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1978年，他和二机部的几位专家，给党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发展核电。邓小平同志很重视，派人找写信人座谈，听取意见。从此，王淦昌对核电就抓住不放了。在他的倡导下，我国相继建设了秦山和大亚湾核电站。为了我国高科技事业的发展，他与王大珩等科学家于1986年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3天后，邓小平同志在上面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

　　作为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王淦昌在70年科研生涯中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他以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愿以身许国！”

　　位于四川省梓潼县的两弹历程馆大厅一角。

　　邓稼先：如果做好了这件事，就是为它死也值得

　　香樟和梧桐蓊郁掩映中，邓稼先旧居就坐落在一片平房的最前排。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石碑伫立在鲜花丛中。

　　邓稼先从小就有爱国情怀。他13岁时，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者遍布京城。日本宪兵队规定：凡是中国老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走过，都必须向“皇军”行鞠躬礼。血气方刚的邓稼先愤怒不已，“中国的国土虽然沦陷，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不可辱”。他每天上下学宁肯绕路走，也不在日本人面前弯腰。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邓稼先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1958年秋，二机部领导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了，回家后对妻子却不知如何开口。晚上，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有这样一番对话：“我要调动工作了”“到哪儿去”“不能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给你写信”“不能通信”。“如果做好了这件事，就是为它死也值得”，几十年来，许鹿希对丈夫的这句话依然记忆深刻。就这样，邓稼先离开了妻子和两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一干就是28年。

　　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参加过32次，有15次都在现场亲自指挥。1979年，在一次氢弹的空爆试验中，氢弹落在了地上没有爆炸，但摔得破碎。邓稼先很着急，亲自去沙漠里寻找。当他发现那个熟悉的东西时，欣喜若狂，蹲下细察那枚氢弹。虽然他穿了防护服，但直接接触氢弹的辐射还是太大了，导致身体每况愈下。

　　病重回到了家，但癌细胞早已扩散，邓稼先随时可能离开。去世前4个月，他忍着剧痛，颤巍巍地写下了一封信并交给妻子许鹿希，语重心长地叮嘱道：“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一定要送到。”这封信是写给胡思得，嘱托如何改好向上级报送对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在他生命将尽时，依然挂念着祖国的核武器事业。

　　2018年9月，邓稼先铜像捐赠仪式在两弹城举行。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侄子许进饱含深情地说：“我祖父许德珩与姑父邓稼先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人生的价值观，共同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将一生的智慧和精力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我们的党员干部要像他们那样以身许国、信念如磐，品行高远、修身自律……”在场的400余名干部群众代表深受震动，很多人潸然泪下。

　　陈能宽：抛弃洋房、轿车，带着儿女回国，正是为了让祖国富强

　　1960年6月，时年37岁的陈能宽正是思想境界、学术水平均已接近成熟的年龄，多年的学术研究进入了收获季节。他却突然接到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通知：调入当时的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那时，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近乎一张白纸，中国科学家力争靠自己的力量掌握原子弹的奥秘。陈能宽身负两项重任，设计爆轰波聚焦元件和测定特殊材料的状态方程。这两项任务都是核武器事业至为关键的组成部分。

　　他率领一帮不满30岁的年轻人，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在临时工棚里，开始了前期炸药成型工艺试验。陈能宽身先士卒，在熊熊燃烧的火堆旁，一站十几个小时，用一口普通大铁锅和几只旧军用桶，熬煮和搅拌炸药。就这样，他们硬是用土办法浇铸出了上千枚实验炸药部件。

　　三年饥荒时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塞外风沙弥漫，科技人员克服一切困难，即使患上了浮肿也依然夜以继日地工作。陈能宽经常亲临一线组织实验，在经过几千次试验后，1962年9月，“内爆法”的关键技术环节获得验证，在化工、聚合爆轰设计、实验测试等多方面的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陈能宽和这帮年轻人在最短时间内做出了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进行这项试验的危险，陈能宽与同伴何尝不知道。他曾在一封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如果我有什么不幸，你要想得开。当年我们抛弃洋房、轿车，带着儿女回国，正是为了干一番事业，让祖国富强。”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指挥中心的操作员开启了主导传送开关，起爆进入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起爆！”，只见天边闪过一道强光，紧随一声巨响，巨大的蘑菇云骤然升腾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陈能宽激动不已，当即写下了《清平乐——记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东方巨响，大漠天苍朗。云似蘑菇腾地长，人伴春雷鼓掌。欢呼成果崔巍，称扬举国雄飞。纸虎而今去矣，神州日月增辉。”等到中子弹原理试验再获成功，他又书《七绝》一首：“东风报喜北山场，戈壁玉成‘合金钢’。巧夺锦囊藏浩气，天机不负苦心郎。”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我国仅用10年多一点时间就取得了“两弹一星”事业的辉煌成就。“别人已经做到的事，我们要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要做到”。“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在制造出“争气弹”“争气星”的同时，也孕育形成了伟大精神力量。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等老一辈科学家及大批科技工作者，为了理想信念，用隐姓埋名、默默奉献谱写了永载史册的“两弹一星”精神，创造了一个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挺起民族自尊、自强、自信脊梁的时代。

　　丰碑永驻，精神长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百年党史即将续写新的华章，我们要永远铭记、继承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往直前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编辑人员：陈浩文